梁君诺个人资料文集的下半部分，前四位作者是沙漠风暴空中作战的核心当事人，作战概念的思想者、一线作战计划的操盘手、战区上下通达的协调者、坐镇后方的空军副总长。

　　可以看到，沙漠风暴的成功，也是各种要素的“缘起”和合，到目前为止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战例，似乎充满了偶然。高精度、低伤亡、快节奏，我们现在认为无比正确的战争范式，当时却依旧迷惘，没有沃登、德普图拉这些校级军官对“真知”的坚持，没有战区空军司令对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服从与润滑、没有空军副总长在华盛顿与陆权派有理有策略的斗争，没有老布什总统对三军方案的比较最终一锤定音钦定空军为主的方案，沙漠风暴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打法，空战的辉煌可能也就归于“性空”了。

　　但是，历史上有偶然吗？发生就必然有发生的缘起，发生也就是必然，存在和消亡都是天道使然。不同当事人的视角综合起来，正是由于越南战争中无谓的政治命令和教条军事条令而遭受的深刻创伤，才会让美军有系统性的反思和对新思想的拥抱；由于美国空军在装备、训练方面的努力成长，才会有其理论届创新火花迸溅、平时兵不卸甲备战、战时高效系统作战的优异表现。所以，即便是很偶然的各种巧合才促成了海湾战争空战的辉煌，可仔细想想，这种辉煌还是必然的。

　　从顶层决策看，因为有了越战泥潭般的一朝被蛇咬噩梦，军届即便再有军种竞争也会“三十年怕井绳”，空军的创新作战方案也就不会遭遇陆海军你死我活的抗争，五角大楼内的唇枪舌剑丝毫不妨碍施瓦茨科普夫直接寻求空军代总长的帮助；而老布什总统二战海军飞行员的经历，也能让其更敏锐地捕捉到空军方案里的优异之处，能够与其中蕴含的“真知”共鸣并做出正确决策。

　　从美国空军自身看，精神层面上，米切尔等先驱所赋予的仗义执言的基因让其有对“真知“的追求，沃登身上无疑可以看到米切尔、博伊德的影子；装备层面上，隐身和精确打击技术发展到了相当程度，这种并行规模化打击的作战方案才能摆脱纸上谈兵，切实地付诸实践；人员层面上，红蓝绿各种旗的军演持续训练，才能让美国空军指挥作战体系高效运转、作战理论常训常新。所以最终，即便空军总长临阵遭免也不妨碍代总长优异履职，假使没有精通人性的霍纳可能还会有另一个善于周旋的战区空军司令，没有“沃登”可能还会有“皮司登”来提出类似的作战方案。

　　这么想的话，海湾战争的空战胜利也就是必然，是美国空军成长的必然。这种必然，是由于其蕴含了”真知“，符合发展规律的“天道“，而这种”真知“就是：空中力量由于其空中平台快速、远程的禀赋，进一步发展到现在，隐身赋予平台强突防能力、精确赋予机载战术武器分布式的规模化打击能力，空中力量已经成长为一支真正的战略性力量，不仅能够完成传统的战略性威慑，同样也能在实战中战略性运用。

　　这种战略性运用，在最近的伊朗/以色列冲突中可以看到缩比版本。伊朗出招是数百枚中程弹道导弹齐射，上帝之杖的阵势扑向以色列基地，画面确实压迫感十足；以色列的反击，是运用空中力量对伊朗的防空雷达阵地、火箭装药厂等军工设施进行中远程打击。双方都有所节制，不想事态扩大，还谈不上倾国的战略性运用。抛开国力、外援等因素，仅就两种作战形态比较的话，胜利的天平应该还是在空中力量一方，大致缘由如下：

　　1. 突防：中程弹道导弹由于载具的体型特征及数量规模、动力上升段红外特性明显等，在集火部署和发射时，天基侦察下难以隐蔽；同时来袭弹道方向固定，这就给以色列足够的预警反应和拦截时间。而空中力量通过分布机场发起攻击，无论是空中集结、水平/高度突防飞行、发射阵位选择等都更加灵活，仅靠空射弹道导弹、滑翔炸弹也能实现突击方向的高度灵活，更不用说涡轮动力巡航类武器的进一步自由度加持了。这就是空基平台的快速、远程禀赋所带来的作战机动自由。正如海战历史上，铁甲舰对风帆舰的全胜，不仅在于铁甲的防护，更关键的要素是摆脱了对战场风的依赖，所带来的机动自由。

　　2. 效果：突防后的实际毁伤能力上看，以色列对攻击目标规划非常精准，如果真能将伊朗的固体火箭装药设施集中摧毁，对伊朗后续的战斗力生成将是致命打击。反观伊朗，其弹道导弹打击精度好像不太乐观，实际的毁伤效果也很有限，跟之前报复苏莱曼尼被杀后空袭伊拉克美军基地效果类似，以色列空军迅速反击也证明了以空军基地毁伤有限，这固然跟上百枚弹道导弹撒胡椒面运用有关，但跟战斗载荷投送能力、配置灵活程度也有很大关系。弹道导弹生产出来再更改配置可就难了，而飞机挂载不同弹药就能执行不同任务，且由于空基平台所赋予的高度、速度优势，战斗载荷威力也会更大。面向效果的兵力运用中，空中力量的选择更多，也就能找出更优解。这是空中力量的灵活配置赋予的作战手段选择自由。最高的权利是否决权，而最大的自由是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棋局的最后自己拥有选择自由，否决了敌方的作战能力，就是将对手“将死”checkmate。

　　3. 持久：伊以如果再打几个回合或者战争规模扩大，持续的波次生成能力也即作战能力的韧性，将会成为一个战略性要素。相较伊朗固体火箭装药设施的命门易遭一剑封喉，空中力量由于分布式的特性，抗毁顽存能力也就更强，比如打掉固体装药工厂还有涡喷动力工厂。美海军分布式作战的概念也与之类似。

　　4. 经济：从单次战斗载荷投送效率上看，空中打击的费用是平台的飞行小时消耗+弹药中程飞行能量消耗成本，弹道导弹投送纯靠自身的远程飞行，两项对比，类似中巴和专车的运输效率对比。不过，空中力量机队的建设，无论是经济还是技术成本确实都非常高昂，但是可以从大的国家战略角度进行经济性的统筹规划的，就像以色列利用其战术机队实现了从反恐到战略打击广谱作战的多用途。

　　由于经济和技术的门槛，伊朗没有能力保有有效的空中力量，因此没得选择，目前才不得不依靠弹道导弹作为战略性运用的大杀器。相信往前追溯祖上铁骑大杀四方的荣光，当代波斯大猫F-14傲视中东的辉煌，波斯人对于空中宝马良驹的渴望早已是念念不忘了吧？Welcome to the East，这里遍地黄金BRICS！

　　而背靠美国有得选择的以色列，自然就着力打造F-16、F-15、F-35战术机队，即便没有轰炸机，也拥有了足以地区称霸的战略性力量。处于地缘半包围、国土毫无纵深可言的态势下，以色列能成为中东一霸，空中力量可以说是其最最核心的战略性资产，可能比其核武器还要重要。1967年横扫埃及空军、1981年远程突袭伊拉克、1982年贝卡谷地的单边屠杀，基本上每次阿以大规模冲突都能看到空中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即使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赎罪日战争）空军在SA-6下遭受重大战损，而主要依靠地面力量维持局面时，如果没有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Operation Nickel Grass行动中 9个小时内大量C-141和C-5运输机运来弹药，地面部队也会弹尽而覆国。

　　自然，小国才做选择，大国当然是都要。全球性强国当然既要有空中力量，也要有”不可轻易示人“的远程战略打击力量，但是发展的优先级和资源投入比例，还是要根据效益算账的。这可能是为什么美军空军新型飞机研发烧钱如火如荼，NGAD都号称六代了；而陆基战略弹道导弹目前只有400枚“民兵III”型在役，诺格公司承研的下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GBSD将于2029年服役，并在2030s年代期间替换掉所有波音公司的“民兵III”导弹。

　　美国空军脱胎于二战中壮大的陆军航空兵，1947年9月18日独立成军，因为冷战期间的战略轰炸而发育成长，1991年海湾战争时44岁算是长大成人，算而今也才77周岁。少年才做选择，成年空军当然战略威慑和战略运用都要，威慑时为鲲，鲲之大让人不知其几千里；运用时化而为鹏，可以扶摇直上而示人、杀人与慑人。

　　大洋东岸，2024年双十一可不光是个热闹的网上购物节，更重要的是人民空军75周岁生日！小两岁，后生更可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以下是文集下半部分原文，先是文集下半部分的说明，本期先呈现德普图拉的《空战计划与执行》。三点说明：

　　1. 关于plan，在原文中从最初沃登在五角大楼的构思、到提交布什总统的三军作战方案、到利雅得指挥所实际作战使用的计划，都用plan一词，有时译为方案，含义未做严格辨析。

　　2. 关于air campaign，直接译为了空战或者空中作战，但都会容易误解成空空作战；campaign单独出现时也会译为战役，与battle似有混淆，但参照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历时、规模，campaign译为战役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

　　3. Air power一词，之前经典译文为“空权”或者“制空权”，与陆权、海权等相对，汉语行文也更为紧凑，但似乎译为“空中力量”会更为确切一些，译文中暂未统一，空权、空中力量时有混用。

　　以下五篇文章所呈现的观点，是2016年3月9日米切尔研究所在华盛顿特区Cosmos俱乐部组织的活动中提出的。这次活动的成功，当然也归功于其他众多与会人员的视角和洞察，其中包括布鲁斯•莱特（Bruce Wright）、格里格•比斯科恩（Greg Biscone）、格里格•菲斯特（Greg Feest）、罗恩•巴斯（Ron Bath）等将军们，他们都曾作为飞行员参加过海湾战争，并在活动中分享了他们个人以及中队的飞行及战斗经历，包括F-16、B-52、F-117以及RF-4C等这些空战中的核心机型。前空军部长唐纳德•莱斯（Donald Rice）提供了来自华盛顿的视角；空权专家克里斯•鲍威（Chris Bowie）针对战争及其后续影响，提供了独立的评估；时任空军副总长，也是一名参战的飞行员，战后不久即晋升为第21任空军总长的戴维•戈德费恩（David Goldfein）将军，莅临活动并讲话；活动的最后，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Bob Work）就沙漠风暴空中作战的重要性对于当下意义进行总结性评述。

　　本报告下半册文集的首篇出自大卫•A•德普图拉中将（退役）（David A. Deptula）。时任中校的德普图拉，是唯一一位从策划到执行全程参与沙漠风暴空中作战所有阶段的人员——从最初的“瞬雷”Instant Thunder作战计划（plan，从概念形成、大致策划到具体执行方案，文中均使用plan一词指代，不同阶段可转化为概念、筹划、策划、计划等词，翻译中未做细致辨析）概念阶段的形成，到霍纳将军向施瓦茨科普夫上报的最初空袭计划拟制，进而到战争进程中每天主要空袭作战计划的编制。

　　整个海湾战争期间，德普图拉与五角大楼中的空军上校约翰•沃登（John Warden）及其团队密切协调，后者在战争中担纲信息融合中心角色。如果说沃登为海湾战争空战提供了思想的火花，那么德普图拉绝对是行动的引擎。正是德普图拉快速赢得战区空军指挥官霍纳的信任和支持，组建并领导了作战计划单元——后以“黑洞“（Black Hole）得名，为空战计划提出和设计作出中重大贡献。他不仅说服霍纳攻击何种目标以及何时、为何，并且向思路活跃和政治敏锐的空军准将巴斯特•格劳森（Buster Glosson）提供所需的信息，通过格劳森这一桥梁向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渗透吹风，以便于”黑洞“Black Hole单元所做的以及基于作战效果这么做又为什么是正确的等这些重要信息能够“通天”。

　　第二篇文章出自空军上校约翰•沃登III（退役）（John A. Warden），他被公认为“瞬雷“计划的创始者，后来的空中作战计划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而成的。沃登提供了”大创意“，后来“黑洞Black Hole”团队将其发展成具体的作战计划，从而瘫痪了流氓国家的独裁者及其军事力量，使得科威特得以未遭毁坏地恢复合法政权。

　　就读于国防大学（NDU，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的沃登，1985-1986学年期间即已写下《空中作战——规划作战》（The Air Campaign – Planning for Combat）一书。书中他直斥当时盛行的“空地一体战”陆军条令将空中力量仅作为地面行动的附属角色使用，而空中力量本身即具备战略性也应当被战略性地运用。该书在一些空军高层中引起轰动，其中包括为该书作序的空军欧洲司令小查克•唐纳利（Chuck Donnelly Jr.）将军，他评价该书“是非常重要的发端，它将历史经验教训集中在一系列清晰而又卓识的结论和方针中，指引如何运用空军去达成战争中的战略目标……这是一本关于艺术，即作战艺术的书，这种艺术空战指挥官应当切身实践，并与长期秉承的作战原则紧密关联。“

　　1991年海湾战争印证了沃登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做象牙塔中的学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没几天沃登即投身于海湾战争计划和具体执行的行动中。随后，从五角大楼地下室的“将军”（Checkmate）办公室中，沃登召集了一支由百多名军事、民事多专业领域”志愿者“组成的非正式团队，沃登将团队的能量与位于利雅得的”黑洞“接驳，为前方作战计划制定者提供24小时/7天无间断的支撑，接驳的主要节点就是”黑洞“的主要缔造者戴维•德普图拉。这种非正统、非正式、非传统的临时组织创造了卓越的沙漠风暴空战，而风暴之后已成绝响。

　　第三篇文章作者是空军上将约翰•麦克•卢（退役）（John Michael “Mike” Loh），1991年海湾战争前期任空军副总参谋长，随后空军总长麦克•杜根（Mike Dugan）将军被解职后，由其代行总参谋长职务。杜根将军由于其在利雅得回国的路上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采访时的言论，而遭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解职。

　　卢收到了来自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电话，由于其对局势的巧妙处理，使得沃登能够将其初始的零散方案（plan）成型理顺，使得空军少数骨干参谋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几天内即迅速启动了空中作战计划拟制（air campaign planning）工作以及空军参谋部的正式介入。卢的强力领导和敏锐智慧顶住了五角大楼内部的压力，避免了其他次优方案的选择，确保了空军作战计划成果在关键时刻得以幸存并发挥作用，从而为总统达成战争目的提供了所需的有效军事选项。

　　第四篇文章来自为整个海湾战争空中作战计划、执行担负总责的查克•霍纳上将（退役）（Chuck Horner）。这位言辞坚定、言行低调、飞行包不离身的将军，是人性的精明学生，他与著名军事小说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代表作《猎杀红色十月》等，译注）合作的《人皆猛虎，海湾战争空战》中对其职业生涯、奇遇、决策、风度等都有所描述。作为空中作战的指挥官，霍纳与“黑洞“（Black Hole）团队密切配合，尤其与格劳森最为紧密。霍纳善于与人打交道，格劳森也是如此，他们都通过精心的“胡萝卜-大棒”奖惩措施达成目的。霍纳清楚德普图拉是作战计划的整合者，但对他而言，通过雄心勃勃的格劳森施加影响来控制整个作战计划更为有效，而不是直接与那些决定攻击目标、制定出击航次的参谋们直接交互，去做“微操大师”。在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早期，霍纳与沃登有记载的冲突充分展示出霍纳对于人而非想法的偏好。

　　霍纳的长期担任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成为这种情形下理想的观察者。他对于空权观点以及宣扬这种观点的人，持自然而然的怀疑态度，愿意使用更为低调的言语“嗯嗯，我们只是履职尽责而已“来掩饰一下，尽量避免”战略“、”战术“这样的字眼。他的世界里，不管指挥官是谁都需要不懈的拥戴，并且竭尽全力不去惹恼上级，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开场合，霍纳从不顶撞施瓦茨科普夫，但在其办公室、在私下场合或者全是施瓦茨科普夫亲信在场时，霍纳却总是据理力争。

　　最后一篇来自空权历史学家、分析师以及战略学者本杰明•S•莱姆伯斯博士，他关于空权的许多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启发了几代空军战士、军事学者和专业人士。他就空权和国防领域完成了70多篇书籍、论文；同时也就上述领域课题开展了广泛讲座，包括美国所有军种的高级军事院校。在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助理研究员就已经在空权的知识体贡献良多，而目前其在CSBA的工作也极大地加深了空天权对于国家生死存亡重要性的理解，如何重要以及为什么重要。莱姆伯斯是空权倡导论的领导者，拥有无与伦比的学术资历，为海湾战争经验教训提供了整合，并就其在近期的记忆中渐趋消亡提出了警示。

　　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国在十年多的地区冲突中聚焦于“战靴踏地，才是真正胜利“（boots on the ground）的策略，以至于忽视了我们的空天优势，耗尽了国家承诺，无法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些作者的认知里无不为此惋惜痛恨，并警告在正确运用空天权的道路上我们可能迷失了方向，我们正处于空军大权旁落的风险之中，可能最多也就能完成陆军分配给的一些服务性任务。这些作者指出，空军高层有必要为空权的正确运用强力辩护，不能简单地应和那些主导着五角大楼领导权的陆/海军，而无凌云壮志。每一名在役空军战士、预备役、警卫队空军都应当为自己和即将到来的下一代空军而奋斗，在保卫国家及其利益时，确保空天力量的优化运用选项现实存在、会被考虑，并且会被运用。

　　2016年1月17日巴格时间0239，是沙漠风暴行动25周年起始时刻。沙漠风暴是战争组织实施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其为现代战争界定了5项主要原则：一是，降低了伤亡预期，对于战争双方而言都是；二是，高精度兵力运用，未来所有冲突都应如此；三是，预示了高度集成的空中联合作战样式，所有盟军/军种的空中作战在单一有效空战指挥之下合成/联合作战；四是，设置欲达成的效能，战略应聚焦于此，且在行动计划和实施中一以贯之；五是，史上首次，空中力量作为关键，或者中枢兵力运用，在战略和执行层面均是如此。

　　沙漠风暴是一场43天的战争，空中部队的行动贯穿冲突始终。而几乎整个战争期间地面部队担任阻敌的职能，而空中部队摧毁敌人，对敌关键系统高举高打，达成了预期的效能。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地面部队才投入战斗，执行解放科威特任务。在这一点上，沙漠风暴见证了传统兵力运用形式的颠覆。军事历史专家莱姆伯斯博士也注意到，“重大冲突中空中和地面力量的传统角色发生了转变……固定翼空中力量在为进攻速胜提供所需的必要条件上，业已证明，远较地面作战部队更为高效。

　　图1. 沙漠风暴行动中，最初24小时内要打击的约150个离散目标分布图示

　　沙漠风暴的进攻打响，标志着战争组织实施的一次重大转变。开战的24小时里，超过150个离散目标构成了打击计划的主体，包括了常规的伊拉克地面部队和面空导弹阵地。开战当天攻击目标总数，已然超过了美国空军第八军1942年、1943年两年所打击目标的总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攻击离散度更高、数量更多的目标，开历史先河。

　　科技的进步，与基于效能的计划（planning）与实施相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引领一次新概念的作战行动，被称为“并行“战争——己方兵力对敌全系统同时实施作战。

　　虽然同时攻击一直是攻势作战所期待的要素，沙漠风暴所展示的并行战争，以前却从未见诸运用，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为了弥补武器投送精度的不足，而所需要的庞大兵力规模；二是，为了压制敌防空系统所需的大量兵力资源；三是，为达成控制对手的目标，缺少对于效能而非摧毁的认知聚焦。

　　应对前两项挑战，需要技术方案来解决，而这直到1980s年代中期之前相关科技还未成熟。解决之道是隐身和精确制导。沙漠风暴开战的第一天里，隐身、精确和基于效能的作战计划，使得为36架配备精确制导弹药的隐身飞机所分配的打击目标数量，要比战区内全部六艘航母即其他舰船上所发起的非隐身/非精确空中兵力和导弹所承担的目标打击数量总和还要多，从这一点上，可以更好地领悟隐身、精确这两个要素的重要性。隐身的F-117以不到2%的作战飞行架次，打击了超过40%的固定目标。（译注：应指开战当天）

　　下面的案例能够更进一步揭示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隐身的杠杆效应，案例是在巴士拉地区，由非隐身飞机对一个目标的三个瞄准点实施的打击任务，即Shaiba机场。攻击兵力编组包括：4架海军A-6攻击机、4架沙特阵风战斗机执行炸弹投放任务；5架陆战队的EA-6B干扰截获雷达信号；4架空军F-4G用于打击一型SAM防空导弹系统；17架海军F-18压制另外的SAM防空导弹系统；4架F/A-18护航；3架无人机用于诱使敌方雷达开机。一个目标的三个瞄准点，需要出动48架机规模，其中仅8架用于投弹。

　　与此基本同时，空军出动的20架F-117全部用来投弹，对28个分散的目标、38个瞄准点实施打击。这些数量不到1半的隐身飞机，所执行的攻击瞄准点数量却达12倍之高。

　　1. 强大的政治意愿——针对入侵科威特，总统在1990年8月5日明确宣布“This will not stand“。乔治•H•W•布什及军事领导确立了战略，组建了同盟，部署了执行战略所需的部队，争取了国内支持，执行战略，并在1991年2月28日达成其所宣布的目标——从开始到结束只有7个月。

　　2. 聚焦于破敌关键重心的全面、连贯的作战计划，焦点包括敌方领导力、关键必要系统、基础设施、公众认知以及军事力量等，将伊拉克国家连同军事集团整体瘫痪。

　　3. 设置负责空中作战的合同/联合空中兵力的指挥官，作战计划中按照其为作战提供的能力来考虑飞机、导弹、防空单元，而不去管其隶属军兵种、或者归属国家。

　　4. 纠正了越南战争的错误，即将渐进式的“滚雷Rolling Thunder“空中作战，代之以沙漠风暴雷霆般的“瞬雷Instant Thunder“行动。

　　5. 采用真正的合同/联合方法，致力于实现在正确的时间地点运用正确的兵力，而非传统的地面战为中心、单单聚焦于已部署部队的作战方案。

　　图3. 1991年2月21日，德普图拉在战区空军司令霍纳汇报每日空战计划

　　当下，打击IS作战中，目标选择和弹药运用经历着冗长的审批流程，由地面指挥官批准与否。根据空军方面的信息，2016年8月，“待打击目标的审查到最后批准，平均花费45~60天“，这比整个沙漠风暴的全周期都要长。打击IS的“固有决心”行动中制定打击目标时，过度考虑平民意外伤亡而带来耗时因素，也就使得IS仍然得以继续运作，无法快速打击IS实质上就是在纵容其维持恐吓、残害和谋杀行为。

　　与沙漠风暴相反，当前应对IS的方式是渐进式的，迄今已经2年多，而后续还有好多年看不到头。这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方式，前两年的行动中美国空军日均6个攻击飞行架次；战争没有清晰的定义，没有削弱或者破坏IS的目标，更谈不上基于目标明确全面、聚焦的战略。结果就是一种碎片化作战方式，这远非最优方式，将时间优势拱手让给敌人，所造成的恶果还在继续扩大和扩散。敌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对我们的这种渐进式空中力量运用就摸索出了有效的应对方法，逐渐发展壮大，而我们盟友和公民却渐渐失去了兴趣，我们的军人，那些英勇的空中勇士、士兵、水手、陆战队员，在作战轮转的进进出出中疲惫不堪。我们的当下，就是我们的过去，当然不是速战速决的沙漠风暴，而是深陷昔日的越战泥淖。

　　今天这一代的空中勇士们应当续写变革与创新精神，勇于探索空天作战优势，一如我们的空军先驱们。这种精神特质催生了沙漠风暴的成功，也一定能在未来续写辉煌。对于空天权信条的创新性应用是沙漠风暴成功的根本，也应当在应对IS中加以运用。针对IS，目标设置不应仅是困住手足，更要直指心脑要害，以霹雳手段代替目前的“和风细雨”。

　　理解空权、宣扬空权、清晰地表达空权的特质和能力、教化不解空权的人士，这是每一名空军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我们空军军人不这么做，更不用想会有别人来这么做。我们的国家值得拥有空权所赋予的选项，也一定能得益于这些选项的正确运用。

　　文集的下半部分的第二篇观点来自空军上校约翰•沃登（John Warden），“瞬雷”Instant Thunder作战行动的核心思想的原创者，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五环打击理论”。

　　1985-1986年在国防大学（NDU，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就读期间的沃登，就写下《空中作战——规划作战》（The Air Campaign – Planning for Combat），提出将敌作战体系视作一个由领导层、生产设施、基础设施、民众和军队等五大重要领域构成的、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中，越靠里的因素越重要，而越靠外的因素的重要性越小。沙漠风暴是原原本本落实这一军事思想的辉煌，之后美军阿富汗反恐、推翻萨达姆、空袭科索沃，乃至当下的俄乌战争中，美军的历次军事行动也依旧是在贯彻这一思想。

　　五环打击理论：由内向外依次为领导Leadership（指挥链）、系统关键System Essentials（工业化国家的核心关键是电力、石油、化工等基础能力）、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港口、桥梁、道路等）、人口Population（不同层面的影响，最终的受体是民心）和部署的兵力Fielded Military（交战的实体）

　　优秀的军事思想家无一不是从过往理论和实践中，去探求战争的根本逻辑，即战争之“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描述出来。

　　孙子根据春秋末年的战争形态，提炼出“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战争制胜要素；沃登根据现代国家的对抗形态，提炼出“领导、生产设施、基础设施、民众和军队”这五类关键目标，虽然具体要素不完全一致，但其背后的认知方式都是一致的，即将战争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视角，而是以更高的视野，将其视为体系之间的对抗。

　　孙子所提的“道”指”令民与上同意也“，“将”可以理解成具体军事单元的领导，近似等同于沃登五环的”领导力“；古时，生产力低下，天气、地形严重制约了兵力展开、指挥控制乃至后勤补给等，农业社会里孙子所提及的”天、地“这种要素，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就转化成了生产设施、基础设施，毕竟工业社会里的生产活动已经实现了天候自由，机动运输、交互通联也有了完整的基础设施；沃登的民心、野战部队，也可以在孙子的“道”、“将”、“法”中找到映射对应。

　　这样理解的话，沃登的”五环“与《孙子兵法》里的”五事”就有似曾相识的共鸣，这可能就是顶级军事思想家的“大格局”与“宽视野“吧。

　　而在战争实践检验中，得道者胜，背道者败，就是天理。马汉在布匿战争史研究中，找到了广被忽视的海上机动性之于战争胜负手的基本逻辑，美国海军遵循“海权论”思想也就逐渐建设发展成为蓝星第一海军；反观苏联红海军的发展，固然有其国家资源和国土海域的劣势，但对于核潜艇、弹道导弹的迷恋，似乎已经背离了“海权论“的根本之道，即对海洋的控制和利用。弹道导弹和核潜艇场景下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利用仅限于战略威慑，而在和平时期和战术对抗等更多时间段内，明显效能不足。冷战时期的“古巴危机”就是明证，在实施同归于尽的核战争之前，苏联的选择有限，在美国海上编队对海洋的有效控制下，只能接受撤军的屈辱。

　　再往前翻翻历史书，西班牙殖民先驱皮萨罗，以数百骑兵就能征服庞大的南美印加王国，与其行“诡道”能够直趋国都、一战而虏获印加国王直接相关，堪称“斩首战”在大航海时代的实践，拥有“将”的胆识，克服了“天”、“地”要素的不利，直击对方“道“，也即沃登“五环”理论的最核心层，从而使得印加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战略性瘫痪。

　　沃登这篇文章不长，读起来也比较通俗，但还是值得细细品读的，尤其是学习以更高的视角去观察分析，提升认知格局，更好地去找寻战争之道。从文章中提及的“兵贵神速“，克劳塞维茨的”重心“看，沃登应该是熟读过《孙子兵法》、《战争论》等经典论著的，其”五环“理论受《孙子兵法》的”五事“启发也未可知。

　　当下的国际局势，迎来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日趋影响生产力；社交媒体、假新闻等操纵民心的“灰色作战“手段日渐成熟；“星链”已经在地球上架设了全新的“信流层”；”星舰”完全具备全球内百吨级载荷的精确投送，投送时间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地以小时计……投送、机动、信息、时空这些战争要素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战争之道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了。

　　美国陆军的“多域战”MDO设计中，通过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的反思，提出了赛博空间的“防区外作战”；美国国防部的“马赛克战“摒弃了网络中心战对理想网络的依赖，接受战争的天然混乱特性，尝试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来赋予分布式兵力的快速灵活作战；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年度 “汇聚工程”对于人工智能的运用和迭代；美国海军“分布式作战”DMO兵力设计中对于无人艇的重视……新装备、新战法的运用中，新世纪的战争之道全新表达，来自国防大学？还是西点？还是海军学院或空军学院？抑或大洋此岸？

　　第一次海湾战争，也被称作沙漠风暴，逆转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没去推翻伊拉克政权但使其彻底丧失了再次侵略邻国的能力；持续了43天，其中38天里几乎全部是空中作战；付出了不到150名美国军人的生命，其中仅一半由敌人军事行动造成；花费了美国纳税人800亿美金。战争结果、持续时间以及花费金钱等方面令人满意的程度，从1950年以来，从未有一场战争可与之匹敌。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很多年里，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空军部队，空军第九军，就已经在针对波斯湾紧急事态准备作战方案和后勤补给建设。其成果就是到1990年时，美国在该地区已经建成了可用的空军基地、补给网络。然而，作战方案的假想敌设定为苏联或者可能是伊朗，作战计划都是防御性的以期阻止入侵。然而，伊拉克发动袭击后，布什总统立即宣布，“这场侵略必被推翻this invasion will not stand.”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问题，因为成功防御沙特无法满足总统的宣言。

　　1990年8月6日，一小群空军参谋聚集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将军“（Checkmate）办公室里研究很可能会对伊拉克发起的战争，也就是确保满足”侵略必被推翻 “，意图运用空中力量制胜战争。

　　两天后，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给空军副总参谋长麦克•卢将军致电，寻求创建他所说的“战略性空中作战”的帮助。副总长告诉他，这项工作已经在开展了，两天后计划制定者会去向他汇报概念。8月10日，施瓦茨科普夫对计划非常满意，并告诉计划制定者抓紧向联合参谋主席汇报。向联参主席陆军上将柯林•鲍威尔汇报后，鲍威尔总体上支持，但也指出其他军兵种也应该纳入到该方案中来。当天下午，海军和陆战队航空兵前来“将军”（Checkmate）办公室，与空军一起形成了完整的空中作战方案，该方案在随后的周五再次呈送施瓦茨科普夫。周五汇报后，施瓦茨科普夫要求计划制定者携带计划到霍纳将军那里，时任利雅得美军联合部队空中部队指挥官。送达霍纳将军的这份计划，就成了随后空中作战的基础，以至于整场战争都以此铺展开来，包括战争后期极其短促的地面进攻。就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围绕空中作战打造的战争，迥异于围绕地面或者海上作战的战争。

　　第一次海湾战争按照所有度量方式都堪称成功，因此也就格外值得学习，计划者、指挥官、政治领导要在未来做好应用，都应当充分考虑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

　　认清军事力量的能与不能：布什总统所说的“这场侵略必被推翻”，界定了军事力量的应用方式。军事力量能够阻止对手的入侵、占领、统治甚至消灭对手，但是不能改变基础的哲学、宗教或者政治观念。在海湾战争的案例中，向施瓦茨科普夫建议以及随即向总统呈报的行动目标，是军事力量是可接受且直接可达成的：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行动被终止；伊拉克在可见的未来内再次发起战略性入侵的能力丧失，但能抵御来自邻国的入侵，且免于政权崩溃。幸运的是，总统没有允许这些目标异化成政体转变、国家重建或者其他非军事目标，这种目标是军事力量难以实现甚至根本无法实现的。

　　与敌人的系统对抗而非部队之间对抗的战争观：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几周几月里，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行动应该针对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而不应当攻击伊拉克本国。毫无疑问，我们不用跨越边境进入伊拉克也能击败甚至摧毁伊拉克国内的部队，但是代价将会异乎寻常得高，并且最终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潜在的具有威胁的伊拉克，它能快速重建其损失的部队。基于此，将伊拉克看成一个系统来攻击，将其战略重心纳入攻击目标，我们就能以极低的代价达成长期有效的目标；如果是采用传统克劳塞维茨式的部队对部队间的战争，将是不得要领的。

　　速战速决：孙子兵法中讲到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当下依然正确。战争拖得越长，参战各方的兵力和国力的损耗也就越大；同时，拖得越久，变数越多，敌人可能会找到新的盟友，开发了新的武器或战术；己方国内国外观点改变，政治支持消散等等。然而，在一场43天的战争中，鲜有黑天鹅事件发生。因此，战争规划应当也必须要速战速决。

　　对敌并行攻击：要速战速决，最为关键的是并行攻击敌方相关军事重心，即在极端压缩的时间框架里将敌系统性的关键部位都纳入攻击范围。并行攻击能导致敌战略性瘫痪，直至战术性瘫痪，就像海湾战争中所见到的，伊拉克在遭受并行打击下无力抵抗也无法有效反击。这种理念就是不要让敌人有“思考、反应”的余地，而是直接将其置于无法反击的绝境。

　　提供条理清晰的战争选项：如今的美军，作战计划由各军兵种人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制定，各方的经验、偏好以及各种小心思形成一锅大杂烩。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件好事，但这肯定无法以单纯的能力集指标来审视作战计划。在海湾战争中，战争架构源自于空军提出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清晰地表达出，运用空中力量打赢战争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战区司令有机会能够看到未经杂烩的作战选项，他可以接受、拒绝或者调整，事实上，他选择了进行极少改动。然而，当下实际环境中，战区司令官可能根本就无从听闻那种未经掺混的选项。

　　确定关键兵力：与条理清晰的选项相关的是“关键兵力”的概念。广义上，战争可由空中、路上、海上或者组合兵力来打。但是，在具体情形下，极有可能这些不同兵力要么无法独立完成任务，要么不是最重要的兵力；也有可能，每一种兵力在战争的某个阶段是主导兵力；或者，在某种情形下，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会有单独的空战、陆战和海战同时进行。思考关键兵力问题、避免落入”联合“思维陷阱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陷阱误以为在作战计划或者实际参与中，所有兵力职责均等。

　　1990年8月，约翰•沃登上校在五角大楼“将军“（checkmate）办公室内拟制“瞬雷”（Intant Thunder)空战计划期间

　　大量的政府人员参与作战计划和具体执行：从施瓦茨科普夫致电麦克•卢伊始，就一直有远比正常情况要多得多的人员参与计划拟制。起初是很多空军人士；规模很快扩大，吸纳了海军、陆战队、CIA和国防情报局（DIA，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军官、官员；在之后是白宫、国防部长办公室、外交部、绝大多数国防相关机构以及民间承包商等。有了这些机构和人员在“将军”办公室的进进出出并在不同节点上的参与，确保了每个人都清楚事态进程，也有助于规避错误。举个例子，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爱普尔•格莱斯比在秋季到访“将军”（Checkmate）办公室时，我们才得以知晓伊拉克一个关键机构最近更换了地址，这是之前任何数据库中都没有的信息。保密的偏执干扰优秀的方案，这太过普遍了。如果是因为将正确的人员拒之门外而导致作战计划不够优秀，那么泄密才是最次要考虑的问题。

　　重新设计总统与参联会的关系：在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重组法案“颁布前，所有军种参谋长都是总统的军事顾问，都有联系总统的途径。二战时，四位高级长官可与总统直接沟通，基于各自专业向其提供不同的选项，总统做出最终决策，这也是宪法所赋予其的责任。“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后，参联会主席成为首席顾问，名义上要代表其他所有总参谋长的意见。理论上如此，实际中却极可能并非如此，参联主席很可能出于个人喜好或者是否合意而选择性代表。海湾战争前的秋季，总统听说参谋长们有不同意见，于是在戴维营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听取了各自的直接汇报。这种形式的会议不应只是特例，而应制度化。

　　美国真正的非对称优势是科技：我们控制空间的“第三维度”（即纵深）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相对而言不可撼动，容许我们以足够的自由度来控制几近所有对手。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在这个范围里的科技优势是如此巨大，帮助我们高速度、低代价获胜，过程中也没有摧毁伊拉克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尽管还拥有优势，但在过去的25年间优势渐蚀，较对手的优势程度已经远非昔日。逆转这种变化趋势，应被提升为国家最高等级。

　　计划应以打赢为目：打赢的意思是要有非常清晰、强烈需求的目标，这个目标能以军事行动以适当的短周期、在可接受的代价下能够达成。计划不能允许散乱作战的实施，而这种作战基本不会有令人满意的战果，也不会成为胜负手。每一个战争决策都应当以打赢为目的，如果没有，就不应该去打。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汲取了之前半个世纪的空战经验并加以运用，发挥了科技优势也即同一时期所萌生的先进装备能力。运用新战法、使用新武器，我们才胜得彻底。然而，由于这样那样原因，之后的绝大多数战争中我们又走起回头路，回到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老路上。是时候反思，也是时候调整到正确的战略道路上去了。

　　文集下半部的第三篇观点，来自时任空军副总参谋长约翰•麦克•卢（John Michael Loh）。沙漠盾牌期间，空军总长麦克•杜根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言论，被认为过于敏感且未经授权，违反了军事纪律和保密原则，1990年9月17日即被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解职。麦克•卢（John Michael Loh）代行总参谋长职务。

　　麦克•卢以空军最高层的视角见证了沙漠风暴的酝酿与执行，他所提供的视角主要在五角大楼内部与其他军兵种之间的争斗，按照他的描述，空中力量引领的这种最佳打法，即便事后被证明基本是最优解，但事前还是遭受诸多对抗才被接受，而三十年后也被有意无意地抹杀和淡忘。

　　战争史上这种技术经济的最优解与军事组织惰性之间的矛盾也是屡见不鲜，而军事组织的惰性事实上就是惯性使然，任何事物都会有惯性，生物/非生物天生都有保持其状态的趋势，人的生存本能与地球惯性的自转，本质上都是惯性使然。而任何创新或者改变都需要外部提供做功（或能量）。对于麦克•卢为代表的空军而言，这种做功就是在五角大楼里与其他军兵种的纷争和借势，当然前期更多的功课是美国空军在“第二次抵消”期间对新技术的投入和持续的训练。

　　询问DeepSeek，学习到了“苏沃洛夫悖论”。俄国名将苏沃洛夫在1799年发现，“训练有素的散兵能在复杂地形杀伤3倍于己的线年各国才普遍接受散兵战术——这上百年的迟滞期，正是军事体系对战争寻优解的压制周期。

　　再问DeepSeek，“那在机载武器领域的苏沃洛夫悖论呢？…… “,DeepSeek深度思考给出了几个典型的案例，并写出了非常漂亮的结论。

　　问：那在机载武器领域的苏沃洛夫悖论呢？比如隐身飞机内埋中小型空面导弹是消效费比比较高的突防打击，而美空军仍然高度重视远程巡航导弹或者高超声速导弹，是不是也是类似情况呢？

　　在机载武器领域确实存在类似苏沃洛夫悖论的现象，隐身战机内埋武器系统与远程防区外武器的矛盾正是典型案例。这种冲突本质是战术革新需求与战略路径依赖之间的深层博弈，具体体现在以下维度：

　　物理优势：利用隐身战机穿透防空圈，将打击距离压缩至敌方反应时间临界点（15分钟）

　　美军现状：2024财年仍将63%空对面打击预算投入AGM-158（采购单价340万美元）和HACM高超音速导弹

　　风险规避文化：防区外打击可将飞行员伤亡率降至0.03%，符合美军零伤亡政治正确

　　尺寸天花板：F-22弹舱仅容纳直径≤0.5m弹药，GBU-53/B直径0.48m已达极限

　　硬目标打击：中国地下指挥所防护层已达45米混凝土，需2000磅级钻地弹（F-35仅能外挂）

　　时间敏感目标：高超音速导弹可在8分钟内打击1500km外目标，而F-35突防需40分钟

　　杀伤链重构：隐身战机前沿感知+无人机中继制导+智能弹药打击，将OODA循环压缩至7分钟

　　案例验证：美军橙旗22-3演习中，F-35为NSM导弹提供末端引导，毁伤效率提升300%

　　数据链隔绝：海军CEC系统与空军IFDL不兼容，导致F-35无法直接引导LRASM导弹

　　预算争夺战：空军将F-35定位为导弹卡车威胁到轰炸机部队地位，遭战略司令部抵制

　　协同突防模型：12枚SDB-II智能弹药的分时多向攻击，可使防空系统过载概率达89%

　　成本效益：蜂群弹药单价4.5万美元，用20枚齐射成本仍低于1枚JASSM-ER

　　开火授权延迟：现有ROE规则要求至少上校级军官批准打击，导致时间敏感目标丢失率37%

　　视觉确认执念：A-10飞行员仍坚持看到才射击，与F-35的传感器射击模式存在文化冲突

　　军工复合体绑架：洛马公司通过F-35的256位加密维护协议，强制绑定弹药采购清单

　　军种荣耀叙事：轰炸机部队为维持存在价值，夸大全球快速打击概念优先级

　　风险评估错位：国会更关注价值12亿美元战机被击落的政治风险，而非战术合理性

　　2026年：人工智能空战决策系统（如Skyborg）可能突破人类授权瓶颈，将打击响应时间压缩至45秒

　　2030年：微型聚变堆实用化可能解决内埋武器能量限制，使机载激光武器与高超导弹共存

　　2035年：脑机接口普及或终结飞行员生理极限桎梏，实现隐身战机+高G机动+内埋武器的终极结合

　　这种悖论的本质，是军事体系在战术层追求物理最优解与战略层维护组织稳定性之间的永恒矛盾。正如19世纪将领们明知散兵战术更有效，却因要维持贵族军官权威而抵制变革，当代空军也在隐身突防与防区外打击之间经历着同样挣扎。只有当中国歼-20携带PL-XX超远程导弹实质性威胁美国西海岸时，这种路径依赖才可能被外力强行打破。

　　漂亮！不仅自动纠正了提示词输入的文字错误，给出了具体的正面案例，同时还含蓄指出了提示词断言的不合理之处（内埋尺寸限制与毁伤效能矛盾），博古通今、逻辑连贯而言辞准确，令人感叹！

　　回到沙漠风暴上来，正是美国空军精英们刻入基因的对空权的不懈奋争，有了越战期间惨痛经历作为外因，冷战期间“第二次抵消“持续投入带来的技战术质变，才得以克服”苏沃洛夫悖论“，以沙漠风暴行动给出了海湾战争的最优解。

　　以下的麦克•卢的叙事中，空军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与美军其他军兵种争斗。但何止是军兵种之间，即便军种内部也由于各兵种保持着自身惯性，仍然会有大量摩擦、冲突，就像上述DeepSeek给出“军种荣耀叙事”案例一样，美国空军内部其实也有山头的，轰炸机派、战斗机派轮番担任高层领导；运输机、加油机飞行员甚至被划到了国民警卫队，自然轮不到高层的坐庄；但共同都瞧不上无人机飞行员，穿着飞行夹克却上不了天，跟孔乙己穿长衫站着喝酒有何区别？

　　NGAD项目继续与否还得等待特朗普政府的裁决，前途未卜；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飞行员翱翔天空的荣耀感，在喂给AI飞控程序训练的样本中，肯定不会出现。

　　美国空军上将约翰•麦克•卢，海湾战争期间担任空军副总参谋长，1992年担任空军作战部长直至1995年退役

　　沙漠风暴是二战以后美国唯一一场达成全部目标、以胜利终结的的重大战争，一场由空中力量主宰的战争，持续之短令人注目——仅短短43天。空中力量发挥着主宰作用，但是沙漠风暴并不是一开始就由空中力量引领的，空中作战计划由于面临诸多反对而差点胎死腹中。独立于地面作战，且在此之前即由空中力量发起作战，这项决策，本身就是一场战争。下面我将带大家一起回顾战争打响之前的五个月里华盛顿的唇枪舌剑，当时围绕是否将空中力量提到并保持在引领位置争吵得一片刀光剑影，同时我也会给出我在沙漠风暴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我所说的“五角大楼争战”包括四场主要战斗。第一场是来自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电线日周三中央司令部司令/沙漠风暴联合部队司令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忙进一步扩展现有的中东地区作战计划。第二场战斗是在那一周的周六，我们空军参谋团队“将军”（Checkmate）与参联会主席柯林•鲍威尔将军及联参的会议，力争参联会主席同意我们开展空中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第三场战斗是在“大本营The Tank“内我和其他三军司令的频繁冲突，陆军、海军和陆战队都想在沙漠风暴中担纲领头和主宰部队，我把这些冲突称为反击。第四场战斗是10月11日在白宫与乔治•H•W•布什总统/总司令的会议，争取其同意实施空中作战计划。

　　8月8日早晨我接到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打来的电话，当时我很意外，因为我与他只是职场相识，并无私交。他说道：“麦克，我需要你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作战计划，将更为强劲的空中作战纳入其中，打击目标除了战略目标也要涵盖战术目标。我手头的作战计划还是基于传统的空地一体作战想定的，空中作战需要与地面部队协同，而且受制于地面部队，完全不能独立实施空中行动，去摧毁巴格达附近以及伊拉克境内其他战略目标。“

　　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陆军指挥官的言论正像一个空权布道者，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简直就是穿着绿色军装的蓝天斗士。

　　幸运的是，我们的“将军“（Checkmate）办公室的参谋团队已经提前将一个战略性的空战概念整合成型。”将军“（Checkmate）办公室的成立就是为了提前研究空中力量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团队的领导约翰•沃登John Warden上校，一个优异的作战概念思想家，早就在针对伊拉克战争设计空中作战。

　　我告诉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我们有你想要的空中作战概念。我将亲自牵头全力完善，尽快提交给你。我需要一两天时间来确认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后，立即向你汇报。”他说：“谢谢！请务必尽快!”

　　我给主管作战的副司令打电话，告诉他，立即叫上约翰•沃登和他的“将军”（Checkmate）团队过来。我向沃登下达死命令，“抓紧与情报部门联系，把你的通用计划细化成一份着手应对伊拉克战略目标集的详细计划，这周稍晚即具备向鲍威尔将军汇报的条件。”我还给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鲍勃•鲁斯Bob Russ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杰克•岑恩Jack Chain将军分别去了电话，告知他们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来电情况，要求他们分别派遣各自的空战计划参谋来五角大楼协助“将军”（Checkmate）团队。他们照办。

　　第二场战斗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来电话的三天后，当周周六，我们与鲍威尔将军及联参长官们的会议。联参可不只是由鲍威尔一个人说了算的，而是由陆军军官们所主导的，其中一位J-3（联合作战）参谋长的影响尤为显著，而这位陆军将军向来是尊陆战而贬空权。

　　会议进程激烈。沃登汇报，我时不时地旁敲侧击支援。我们强调了独立运用空中力量来对付伊拉克战略重心的重要性，表达了我们同时发起大巴格达战区空中作战、科威特战区战术层级攻击的信心。鲍威尔基本完整听完，但是让他的J-3参谋长辩驳先期开展空中作战的有效性，这主要是基于其过去在越战中的经验，以及当前的认知。在他的这些认知里，空中力量甚至都不能有效遮断，更遑论击败敌人了。他甚至引用二战中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战例，认为非常之低效。斥责排山倒海。

　　我耐住性子听了一小会，听到这些错误的断言后，我运用逻辑性的思辨和斩钉截铁的语言来反驳这些对空权的污蔑。不过，我还是主要以越战后近20年的空权复兴的事实来反驳。我们提出的空中作战计划的基础是空军空中力量的重生，对此我洪亮地予以辩护。我用全新的信息回击了那些所谓的斥责，他们对越战后我们空军的新一代作战飞机、武器和训练水平这些信息完全无视，而这已经改变了空战的本质，也塑造了这个全新的沙漠风暴作战计划的可行性。隐身、激光制导精确武器、前视红外夜间突击、红旗军演实兵对抗训练，在我所认知里真正的“第二次抵销”，给了我们主宰空中作战计划的底气。

　　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布什总统要求尽快设计一个制胜的计划，在此压力下，鲍威尔在会议结束时同意按照我们汇报的方案继续开展作战计划设计。他唯一的不同意见，不是针对方案中的伊科双战场空战及其战略性的实质，而是希望我们把摧毁共和国卫队作为战略任务的一部分；他还坚持应该是联合作战，不能单是空军的战役。于是，我同意在合适的地方引入海军和陆战队的空中兵力。鲍威尔说他会告知施瓦茨科普夫他同意这个计划。

　　我们向施瓦茨科普夫汇报，他也同意，并且要求“将军”团队把计划呈交查克•霍纳，并送给利雅得的空战计划制定团队。

　　第三场战役是一系列小的冲突，发生在“大本营The Tank“内，这里是联合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开会的敌方。负责空军作战计划的查克•霍纳Chuck Horner中将、巴斯特•格劳森Buster Glosson准将以及”将军“（Checkmate）团队成员、约翰•沃登上校、大卫•德普图拉Dave Deptula中校都远赴利雅得，于是，这里只有我继续战斗，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捍卫空战的先锋地位。

　　海军想像越战中那样，把空中的战场空间以航路包形式予以切分，而这样的话，空中力量的分配效率不高。海军想利用波斯湾的航母控制东侧全部的空中作战，利用红海航母控制西侧的全部空中作战，计划中只把中部留给空军来与陆军协同作战。这些冲突中我们轻松取胜。

　　海军陆战队司令强烈争执应当由陆战队在波斯湾两栖登陆为先导，然后攻入科威特。毕竟，两栖作战是陆战队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他的这一提议也逐渐被毙掉了。

　　接下来，陆军总长对于空军独立作战不能认同。陆军更倾向于并行的、双线突入，大量的飞行任务架次在陆军的制约下为地面作战提供支援。陆军总长有两个动机，一是把陆军而非空军置于战争先导部队，二是将在空地一体战框架下，把飞行架次主要运用在近地空中支援CAS和浅纵深空中遮断上来。

　　最后一战是10月11日与布什总统的会议。施瓦茨科普夫委派格劳森将军向总统汇报其中的空中作战计划。

　　前一天晚上，切尼部长、鲍威尔和联合参谋长们对空中、地面作战计划都提前进行了审阅。格劳森的汇报说服力十足，既有空中作战的详细信息，也展现出对顺利执行的充分把握。与之相对，陆军将军展现的地面作战方案毫无创意，细节不足，因而称不上有把握。鲍威尔对陆军方案不满意，但也对格劳森汇报中展现出的自信也持谨慎态度。

　　会议结束后，在我已经离开回办公室后，鲍威尔叫住了格劳森。他告诉格劳森汇报太过自信，空中作战方案太过理想化。格劳森赶紧跑到我办公室，请示该怎么处理。我告诉他原样不改地汇报，只不过在汇报中提及几次施瓦茨科普夫的名字。“巴斯特，要知道这不是你的方案，也不是霍纳将军的方案，这也不是空军的方案，这是联合部队司令官的空中作战方案。那么，就让总统和所有与会人员知道，你是在代表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讲话，而且他已经同意了这个空战计划的核心内容。

　　格劳森的汇报极为出彩。布什总统由此知道了空权的价值，对我们的方案很是兴奋。听完格劳森的汇报，总统想立马就开打。鲍威尔劝住了他，争辩说地面部队是确保胜利所必须的，并且想把驻扎德国的第七集团军调拨到沙特来，布什总统批准了，后续调拨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拿下了最后一仗，在五角大楼培育出的空中作战概念成为了沙漠风暴首当其冲的先锋力量。

　　1月17日战争打响时，先是由F-117隐身战斗机引领的对巴格达周边的战略目标大规模空中打击，然后是42天的持续大规模空袭，最后在伊拉克投降前的是4天的地面突击。在空中的引领下，我们以绝对的优势力量、极少的伤亡代价，迅速而决定性地拿下沙漠风暴的胜利。

　　那么，我们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呢？很多，我这里从宏观层面给出三个我从沙漠风暴学到的经验教训，当下依旧适合。第一：空权一直被低估，很少被理解，即便是空军内部也是如此；第二：计算机模型和“专家“总会高估空战伤亡；第三：强大果决的领导、自顶向下的信任是胜利的关键。接下来逐点细说。

　　要清楚，你对空权效能的倾心和热情，别人并没有共情的必要。美国空军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的凤凰涅槃般的“空权重生”，直到沙漠风暴前，其他军兵种也基本了无认知的。在我的认知里， 对于空军，“第二次抵销战略”是在三项科技的投入：隐身、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前视红外（FLIR）传感器，其中FLIR剥夺了越南战场上敌人夜战的优势。我们部署了这三种科技加持的一系列装备： 配备前视红外FLIR和激光照射器的“夜鹰“F-117隐身战斗机、配备多型飞机的激光制导炸弹、F-111F和F-15E上装备的激光照射器，以及夜间攻击中使用前视红外（FLIRs）代替原始的照明弹（flares）方式。沙漠风暴前，这些装备系统已经准备就绪，但是绝大多数计划制定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系统的重大意义。

　　当前，陆军在反ISIS战争中对于“战靴踏地，才是真正胜利“（boots on the ground）的执着，无形中给空权带来了贬低效果，空中力量在战斗中好像效能不足，空权蒙受了不白之冤。其实，上述对ISIS的空袭作战问题，症结在于对空中力量的运用不当，挤牙膏一样的每天6个空袭架次（叙利亚战场，ISIS的老巢）完全无法与沙漠风暴中每天上千架次的出击相提并论。

　　最近不久，我们空军的领导们，为在联合战场上谋得一席之位，将空中力量屈尊成了地面战斗的从属，而没能打造成联合战争中一种重要组成方式，空中力量可在其中摆脱地面战斗独立运用。他们已经把沙漠风暴中的宝贵经验全然忘掉了。

　　此外，还有一些人通过贬低空军贡献来抬高自身军兵种身价。陆军四处布道，宣称沙漠风暴为“百时战争“，可是在最后100小时他们下场”过水“之前，1000多个小时的空中打击已经将伊拉克打得七零八落，伊拉克军队也事实上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对此他们却故意闭口不提。

　　因此，我们要继续学，然后去教。我并不是说，空权无所不能。我们得有“战靴踏地“的力量去获得全胜、迫敌投降，但是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沙漠风暴的方法：以持续不断、压倒性的空中力量作为引领，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地面进击。

　　计算机模型和“专家“总是会过高预估空战战损。历史上，对于空中作战的战损，预测与实际存在偏差，模型总是偏悲观一些，预测战损会高于实际。在沙漠风暴中的确如此，其他重要的空中作战也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模型无法复刻大规模空中作战的复杂性。对于威胁或防空系统的一两个参数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模型可以较好评估，而无法准确预测大型空中战斗的绝对输出。建模者也固定地假设敌人 “身高八米“，敌方各系统以峰值性能运转且百分百可靠工作。

　　简要回顾一下包括沙漠风暴在内的历次空中作战，就能证明我的上述观点，并且提醒要对战损分析工作要格外慎重。1972年12月，越战 “中后卫行动II”（operation Linebacker II）中，B-52轰炸机突击严密防卫的河内，成功摧毁了当时技术先进的防空系统，完成对其他军事目标的打击任务。这次行动为我们越南撤军及战俘遣返等谈判奠定了基础。

　　分析人士及“专家“预测，我们每3个飞行架次就会损失一架B-52。然而，在11天的作战行动中，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头顶飞行了729个架次只损失了15架B-52，战损率是2%，而远非33%。1982年贝卡谷地作战，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部署在黎巴嫩的苏制现代化防空系统发起了大规模突击，分析人士预测战损率会达到15%，然而以色列空军1000个战斗机飞行架次中毫发无损，战损率是0，而不是15%。

　　沙漠风暴又是如何呢？专家甚至空军领导自己，预测在战斗发起的前5天，在彻底夺取空中主宰前大约会损失70架飞机。分析模型预测战损率更高。毕竟，巴格达周边的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可是先进的法制“卡里“系统（Kari）。联军在这5天内有5000次以上的作战架次出击，损失27架固定翼飞机，战损率低于0.4%，比空军自身预估的数量少了一半多，较分析人士的预测低更多。

　　为什么战损预测总是高于实际呢？而这个问题当下为什么格外重要呢？在对类似沙漠风暴这种大规模空中战役的仿真中，由于无法复刻巨大的复杂度，模型的逼真程度也就无法满足。模型会无法评估己方的电子、动能等反制措施的影响，诸如诱饵、飞行员的临机应变、战争进程中的战术调整，甚至是单纯的空中数量问题及蜂群淹没战术等。许多模型只是把一对一交战情形简单推导至多对多的场景，而这是离了大谱的建模方式。

　　为什么认识这种失准在当下如此重要？有人机在中国、俄罗斯、伊朗等现代化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系统下无法突防，分析人士的这种预测再次泛起，他们捧出他们的模型试图说明空中战损是无法承受的。这种陈辞滥调我已经听了不下50年了。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轰炸机综合运用防区外武器、强突防飞机、诱饵、无人机以及灵巧的战术，完全能够克服先进的防空系统防守，成功完成对敌重兵防守目标的攻击，就像在上述三次战争中的胜利那样。

　　所以，第二个经验教训是要敢于挑战评估模型的预设、严谨地校验其算法，并且只在适用的地方运用评估模型，即有限规模、低动态，大规模空战下结果只作参考。战损模型只用于概要评估，不要偏信盲从。

　　第三个经验教训，强力、果决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是制胜的必要条件。布什总统提供了这种领导力。他设置了清晰的军事目标，并放手让军事领导来制定作战计划，而不会从白宫施加干扰。他赢得了内部国会和外部联合国对战争的支持，娴熟地构建起了涵盖中东、欧洲和亚洲广泛国际盟友的朋友圈，对柯林鲍威尔委以速胜的重任并授之重兵。他认清了战事拉长、缺乏退出战略的弊病。简言之，他期望速战速决，达成其军事目标后即撤出。

　　1991年6月8日华盛顿特区，国家胜利日庆祝游行开始时，布什总统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走在一起

　　布什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全体美国人民不愿出兵。事实上，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领袖们都强烈建议他批准将经济制裁再延长一年，期待能够迫使萨达姆•侯赛因从科威特撤军。反战的压力极为激烈。很多研究认为会有1万条美国生命丧生，报纸电台等新闻报道里充斥着诸如“8000条裹尸袋正发往沙特“之类的评论。一共有一百四十八名美国人命丧沙漠风暴，148，不是八千更不是一万。

　　当时尚健在的9名参联会主席中，8人联名写信并在国会问询中发表证词，认为不应当出兵战争，而只是继续经济制裁，其中包括一位空军出身的主席。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激辩反战并投票反对，而他的这一举止也使其1992年竞选美国总统的计划泡汤。激烈的反对，正是由于对1990年当时的空权冲击性影响的无知，对越战以来空中力量发展的无视。

　　然而，从始至终，布什总统都坚毅和决断。他展现出了无所畏惧的勇气，给予了军事领导前所未有的信任。那种信任顺着指挥链一路延展到沙漠风暴一线作战部队。从最高指挥官、到天上空军、到地面的步兵，所有层级都公认，信任比金子更宝贵。并且信任是双向的，上级传递信任，下级会致力可信赖。海湾战争中，飞行员和地面部队信任他们的领导，他们相信上级会成为坚实后盾，即便是在战场上偶然犯下无心或无意之错，他们相信也会得到上级的支持，这种自信让战士们有着更好的作战表现。

　　没有比沙漠风暴与当下打击ISIS的反恐战争更鲜明的对比了。第41任的布什总统给出了清晰的军事目标；获得了国会和联合国的同意；组建了强大的同盟，成员积极主动参与；速战速决，且交战双方都伤亡很小。界定正当正义战争的这些核心要素，对伊斯兰国的战争是一条都没展现。

　　沙漠风暴中如此普遍的信任，在打击ISIS战争中却被弱化。飞行员的交战规则（ROE，Rules of engagement）被严格限制，以至于飞行员过于担心违背规则的后果，作战中过于追求稳妥。缺少明确的军事目标、以及对作战行动结束的状态界定，对ISIS成员的杀伤似乎成为了衡量成功的要素。数尸体衡量成功有多愚蠢，越战中的惨痛教训似乎过眼云烟。

　　沙漠风暴之后，空中力量似乎在从前台向后移，当下的作战中并没有像沙漠风暴中那样地有效运用空中力量。今天，批评人士对与空权的贬低，恰恰是由于反ISIS战争中对于空中力量的不当运用所造成。亟待改变！

　　沙漠风暴开始时，空中力量还不是引领力量，而必须战斗赢得引领位置，我们不得不说服那些空权批评者们，空中力量已在越战后涅槃重生，不断强调隐身、精确武器和夜间打击等作战运用所带来的非对称效果，这剥夺了敌人之前喜好的夜战庇护伞。五角大楼内发起的这些争战中，我们以压顶的雄辩和强力的逻辑最终取胜，从而将空中力量置于主导兵力的地位。

　　布什总统未加干涉地让军人制定了空中和地面两种作战计划，批准了空中作战计划，提供了毫不动摇地支持。

　　空中作战成为沙漠风暴的先锋。霍纳、格劳森将军把五角大楼内形成的概念设计进一步拓展，以细致的兵力模块的形式予以整合，干掉敌人的防空，在巴格达、科威特战场上都针对围绕目标配置了合理的空中部队。六周的空中作战方才使得地面部队四天取得胜利。

　　三条广泛的教训值得思考。第一，我们早已忘掉了沙漠风暴的经验，空中力量既可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支援，也可独立于地面作战单独运用，两种运用可同时开展。如今打击ISIS的战争中，空中力量依然在被误解和误用。

　　第二，空中作战的战损率总是被过高评估，这是由于计算机模型和“专家们”对于空中力量的规模化作战运用缺乏理解和错误认知所造成的。沙漠风暴、越战中“四分卫II”行动、以色列军贝卡谷地的战例都证明了这一点。空中作战时战术和临机决策都存在变数，建模者对此没有理解，也未能将诸多复杂变量考虑在内。当今的战损评估模型中，会对空中战损过高评估，从而错误宣称有人战斗机、轰炸机在俄罗斯、中国、伊朗的A2/AD防空系统下无法突防。空权的捍卫者们，需要站出来驳斥这些空中战损模型的错误假设和方法论。

　　第三，乔治•H•W•布什总统给予军事领导人们巨大的信任，让他们策划并实施了这场决定性的两战区作战，联军以压倒性的力量速战速决，战损极低。那种信任自上而下传递到每个战士，从机舱的飞行员到地面的步兵；而反过来，这些飞行员、战士们也相信他们的指挥官在战火中定会给他们有力的支持。今天，这种相互的信任依然不如沙漠风暴中那么强劲了。

　　从空中作战计划的构思到引领制胜的实施环节，沙漠风暴中的经验教训都不应该被遗忘。当我们着眼未来的威慑实施以及不同烈度的作战计划时，空中力量应该作为引领兵力，为战役意图达成和战争胜利担纲开路的先锋。

　　文集下半部的第四篇观点，来自时任中央司令部空军司令查尔斯•霍纳Charles A. Horner。作为前线战区军种司令这一关键角色，回顾了在美军作战指挥链条上传下达并强调了领导力的重要作用；以一名越战老兵的亲身经历，讲述了面向效能而非活动数量的作战度量转变、基于“共识“而非刻板的条令生搬硬套等心路历程；作为引领作战的战区空军司令，讲述了与其他军兵种之间的配合等问题。

　　文中细节非常有意思，同时所提及的案例背后又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否则他也不会在三十年后还会有深刻的印象而再次提起。

　　比如对特种部队的空中支援中的兵种通联不畅现象，究其原因还是特种部队由于其任务特殊性而导致的作战训练、装备特殊性所致，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其独特的兵种文化。通过与巴基斯坦飞行员交流获取的美苏空战模式差异（对应地，联军对伊拉克空袭首波次即重点选择打击指挥控制系统），而这种差异实质上是对于集中式指挥或者分布式作战的偏好。

　　而这根植于文化中的差异，在当下俄乌战场上依然存在，俄军中高级指挥官的高阵亡率就是典型例子，一方面这种集中指挥的偏好需要中高级指挥官亲临一线，否则部队就会运转不畅；而乌克兰也会相应地选择对这种集中指挥节点进行重点打击。

　　说到文化差异，从这名典型的西方空军将领的得失褒贬之间，读起来总是能找到与东方文明似曾相识的价值判断。

　　如霍纳所言，对于作战基于效果而非活动的度量、基于“共识”Common Sense而非死板条令的临机处置、里根政府期间空军基于实际而非纸面数据的装备研发和演习训练等，换句话讲，不就是提倡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吗？真实无妄、追求实效，而“实事求是”再往前找寻，《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正是两千年前儒家所主张的”诚“在我们这个文明里的一脉相承吗？

　　再比如，霍纳提及跨军种和联军之间的合作依赖信任与相互尊重，联军各国空军高级指挥官平等而自由地基于实效交流；赞扬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但仅在私下场合”，既维护权威又尊重下属。这些案例看起来，一方面强调尊重是合作的基础，而尊重的最底层逻辑就是孔子提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交互形式也要合乎”礼“，即遵循时下普遍的交往规则。

　　至于指挥链条上，更高层级上布什总统对美军、联军及伊拉克人伤亡的关切，以及避免无谓杀戮的决策；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对于士兵性命极度关切，颇有些“仁君”与“王师”的风范，与儒家“仁政”思想和“内圣外王”精神追求异曲同工。

　　而霍纳所赞赏或追求的充分赋权前线指挥官，也类似于，“将在外而君令有所不受”、“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上下级互动理想模式，实质上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上级信任下级，下级忠于职守，各守其职、各尽其份。

　　军事斗争这一人类最为激烈、极为动态的交互形式下，决策或判断的正确性——“准”与快速性——“快”，一念生死。而战争中决策的“准“，需要求真，也即基于事实、制定并围绕切实目标进行权衡（trade-off），军事计划靠实事求是才能制胜，纸上谈兵只能是自欺欺人；同时，仗是要人来打的，因此还要客观地评估军心、民心，上下同欲，确保作战实施的主体有意愿且能有效执行，部队靠实事求是才能打胜。而“快”，一方面依赖政治领导、军事将领的职业素养，确实良将难求，就像文中所说，美国陆军及参联会里面一味尊陆权、贬空权的将领比比皆是，而施瓦茨科普夫却能够拥抱空中力量、快速理解新作战概念，宛如穿着绿军装的蓝天斗士；另一方面，基于普适价值观的判断是近乎直觉般的判断，也能够作出更“真“的抉择，就像布什总统避免无谓杀戮的决策。

　　别管平时宣扬什么价值观，对于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的评判，战争才是真正的试金石——合乎规律者胜存，逆天而行者败亡。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霍纳战争回忆中与儒家思想的契合，或许，儒家思想，两千年前孔子“述而不作“所提炼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吧！上下五千年，经历过那么多战乱，我们的文明都能顽强生存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精神内核也深深刻入我们的文明基因，长胜常新！

　　而当下大洋彼岸，“懂王”的贪愎浮夸远甚于乾隆的“十全老人”自夸，乾隆还不敢说比老子英明，而特朗普直接自比现世华盛顿；万斯“铁锈带叙事”的MAGA梦，堪比没落八旗子弟梦回萨尔浒，祖上荣耀俨然现世无能愤怒的遮羞布；DOGE马部长让谣言飞，硅谷厂卫、指鹿为马；政府各部门谄媚攻讦，懂王英明、每日必赢......往事越千年，着实不新鲜！人心背向，历史早有镜鉴。

　　北大杨立华教授说过，对于中华文明拥有着掩饰不住的骄傲和自豪。这刻入文明基因的精神内核，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石，是我们说“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的底气所在，求仁任穷达，自强自信自重，淡看云起水穷！

　　美国空军上将查尔斯•霍纳 Charles A. Horner，海湾战争时任中央司令部中将空军司令。1992年7月晋升上将，担任美国太空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直至1994年9月退役

　　由于在很多方面所体现出的独特性，1991年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值得被研究，很大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军事行动实施方式。正式讨论之前，我首先要声明不去使用“战略”或者“战术”的字眼，因为这会有太多种解释而徒增混乱；此外我还发现以“条令”来决定作战行动进程，也会导致功能失调，因为“条令”总是太过于频繁地被用于决策判断，使得基于常识的判断无从发挥作用。

　　领导力自顶向下，当时的最高领导是乔治•H•W•布什总统。伊拉克全面入侵科威特两天后，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我就去戴维营开会，主要的与会者包括国防部长、国务卿、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参联会主席。

　　联参会主席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就其责任范围area of responsibility (AOR)内对时局的理解进行概述；随后是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介绍了能够部署的地面部队情况，包括兵力规模、调拨速度以及任务能力等；我在其后，汇报了可供部署的空中兵力类似信息。如果伊拉克侵略行动继续并进一步入侵沙特阿拉伯，政治领导就可以基于这些信息来权衡军事行动的各种选项。

　　不同内阁的成员提出了诸多问题，最后布什总体开始讲话。他强调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阻止伊拉克的进一步入侵，并指出在某一时间应当解放被占领的科威特。

　　从总统询问的问题看，很明显他对于军事行动中的伤亡很关切，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伤亡还包括联军的伤亡，进一步我认识到他的关切还包括伊拉克人的伤亡。随后总统询问了可能的盟国数量问题，无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授命我们配合国防部长切尼去与沙特阿拉伯过往商讨，而沙特可能是侵科伊拉克部队虎视眈眈的下一个目标。

　　这里的第一条经验就是，他所指向的政治目标，从一开始就应该运用军事力量可达成的。当时，没有就给伊拉克带去某种形式的政体改革加以讨论，而这在25年后的今天证明是无法实现的。而重视生命价值、寻求国际盟友支持的倾向，也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认同和赞赏，我们这些军人都曾参加过越战战争，那场战争中，是以杀敌的死尸数量作为衡量准则，而且当时的军事领导也并未将南越部队看作可信赖的伙伴。

　　沙漠风暴指挥链条中，总统之下是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我不知道他在军事事务中的知识储备到底有多深，但就我们的部队兵力、作战计划、行动策略等，他总是了然于胸，并且从不向我们下达具体的战区指令。他善闻多问，对于其他人提出的建议，也总是欣然听取我们支持与否的见解或争论。他易于共事，在许多事务上都想要征求军队的观点，对于我们的观点和决断表现出很有信心。在我们无法阻止伊拉克瞄准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弹道导弹时，尽管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我们向他解释了我们的能力和限制后，他会在高层为我们打掩护。

　　柯林•鲍威尔跟我们一样都曾参加过越战，他对“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下针对军种不同职责和统一领导的军事重组重要性心知肚明，他对维护我们军人的特权保持高度敏感，也清楚自己的职位对于支持部署部队的责无旁贷，担当着缓冲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