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之套马的汉子相对而言，对于家庭，丈夫与妻子任何一方（特别是妻子），皆没有儿子重要。如果有儿子，就算丈夫死了，妻子会把儿子抚养成人，日子照样有奔头，至少预期中的未来可以过得红火。“老来伴”其实没有想象的重要，各地农村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还与伴侣分居，甚至一辈子不说话。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背着锄头追着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满庄子跑，这种现象不只皖北农村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人并没有在伴侣身上寄予过多的情感和价值期待，他们寄予的对象是儿孙。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是人类学者和自杀研究专家。他说中国老百姓要过日子，离不开“人”、“财产”与“礼仪”三个基本因素。只有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的要素，才能构成一个家庭，也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单位。“日子”过得不好，就可能引起自杀。

　　家庭首先是由亲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它既是个生活单位，也是个经济单位。人是过日子的主体，没有人无所谓过日子。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适当的规则来维系家庭的存在，即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出生、婚姻、丧葬的仪式，都是维护家庭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看重的主要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也以家庭生活为核心展开。但礼仪是较为弹性的东西，外人很难评价。

　　财产是过日子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过日子，尤其谈不上过红火的日子。若收入相当，面对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礼仪和规则就开始发挥作用。即便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仍然不能缺乏独立的财产。

　　于是，吴飞教授认定，评价人们日子过得好坏，最客观、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财产。

　　所谓财产最重要，讲的是经济条件决定家庭日子过得好不好，过不过得下去。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人就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

　　然而，我们的农村调研发现，财产不是家庭生活的决定性要素。人的因素才是最为关键的。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中的人决定了日子过得有没有劲，有没有奔头，是否红火。要是缺少了某些人的话，日子就可能中断，或者过得很不好，“过日子”就会成为“混日子”，整个家庭对未来都没有追求，没有奔头。

　　我在湘南农村调查，某村有个家庭一个月内接连三个人去世。起先，女儿为情自杀，父母着实悲痛，但是很快就从悲痛中恢复了过来——因为尽管感情上放不下，但是家庭中其他的人还要过日子，儿子还要读书、要成长、要建房子、要娶媳妇，等等，做父母的尤其需要振作，怎能因为女儿的不懂事而荒废了这些呢。但是，当听到独子在医院逝世的消息后，该家庭的男主人甚至没有去医院看望儿子，径直回了家，在家悬梁自尽。母亲因儿子的死亡而昏厥过去，等医生将她抢救过来后，又得知丈夫已死，就连昏厥的力气都没有了。众人怕她重走丈夫那条路，就一连数月派人陪伴在她身边。最后她恢复过来，成了生活没劲的人。

　　家庭中，什么样的人不存在了，会影响过日子？女儿自杀，日子虽然受影响了，但是可以恢复过来，而儿子的死亡，却导致了父亲的自杀，使家庭的日子过不下去。所以，儿子是农村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缺少了他，家庭的日子就缺少奔头，缺少红火的理由。父母在儿子身上寄寓了太多的东西，包括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基本情感等。

　　相对而言，对于家庭，丈夫与妻子任何一方（特别是妻子），皆没有儿子重要。如果有儿子，就算丈夫死了，妻子会把儿子抚养成人，日子照样有奔头，至少预期中的未来可以过得红火。“老来伴”其实没有想象的重要，各地农村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还与伴侣分居，甚至一辈子不说话。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背着锄头追着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满庄子跑，这种现象不只皖北农村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人并没有在伴侣身上寄予过多的情感和价值期待，他们寄予的对象是儿孙。

　　礼仪即行为的规范轨迹。礼仪不仅仅是按照程序走的花架子，其背后就是价值，是人对人的寄托与期待。在家庭里，礼仪体现的是父母对儿子的价值寄托。

　　在家庭关系内部，如果儿子不按照礼仪来行为，父母就会气得要死。比如，子代若不按传统的生育规范，给父亲生个孙子，老人就觉得儿子不孝顺。在湖北大冶农村，很多老人自杀都是在端午节、中秋节当日或前后几天，只因儿子或媳妇没有在这些节庆里按照传统礼仪礼节来对待老人（如盛情招待，送包子馒头），老人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是其人生的莫大悲哀，甚至感觉丧失了整个人生价值，于是回家喝药自杀。

　　在这些老人自杀案例中，老人显然认为，平时儿子对自己怎么样，可以不管，因为儿子有儿子的事，顾不了这么多；但是过年过节，儿子却一点都不顾及自己，不按照礼节程序来走，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敬，老人自然来气。这说明，礼仪礼节不仅仅是形式而已，里头暗含着老人对儿子的诸多期待。

　　礼仪礼节旨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背后是价值期待。为什么要养儿子？为了顶门户，尊重“我”，养老送终，传宗接代，等等，这些都是“我”对儿子寄寓的期待。而“我”希望从儿子身上得到的回馈，就通过礼仪来表达。当儿子没有按照礼仪的行为轨迹行为时，父亲的精神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认为价值期待没有实现，整个价值系统都行将崩溃：我养儿子干什么，这样对我，儿子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

　　所以，我发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人依然秉持着过去的“老礼”，要求儿子对自己如何做才是得当的。当儿子没有按照礼节规范来办时，就会造成父辈感情上受到伤害，价值感失落。平时的礼节可以忽略，比如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因，很久没去看望父母，父母虽然觉得怪不是滋味的，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但是也理解，能够说服自己，因为这是小礼节，不涉及大是大非。

　　节庆的礼节是重要的，因为节庆时的礼节体现了儿子对父母的基本尊重，体现了最基本的长幼有序，更富含着父辈太多、太厚重的情感、价值。很多老人对我说，儿子孝不孝顺，就看节庆时儿子、媳妇拿了多少东西给自己；虽然老人都吃得少，但他看重的不是儿子送的东西，而是儿子的心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儿子对老人的孝心，老人才能安心，才觉得没有白养儿子，才觉得这一辈子累死累活是值得的，在人家面前也有面子。在这些重要礼节方面，若老人没有得到预期的、过去一向如此的待遇，就会产生价值幻灭的感觉，自己的内心过不了这道坎，在别人面前也没面子：别人在节日都吃好的，自己儿子、媳妇却什么都不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节庆，儿子打骂父母，或者说了重话，或者没有按老礼行事，老人会容易选择自杀的缘故。

　　调查还没发现仅因贫困直接导致老年人、妇女自杀的情况。在农村，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个根本问题。

　　人们常说的，自己可以生活差一点，拮据一点，但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可见，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围绕着孩子。有孩子，特别是儿子，人们一般不会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选择自杀。湘南的兰戈老人，50多岁才结婚得子，到70多岁的年龄，儿子初中毕业读上技校，他还要去外边找钱——给人看病，挖煤，一点也没有懈怠的意思。一般的老人到这个年龄都开始享儿孙福了，而他的生活却仍然很窘困，很劳累，但这并没有冲淡他对生活的憧憬，他依然信心满怀，从不埋怨什么。他之所以不服老，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相反，邻村家境富庶的书全，却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他很富裕，儿子是“吃国家粮的”，每个月都有预期的生活费用寄回家，三个女儿都在外打工，也会寄钱给他。因此，相较一般村民，他是很悠闲很阔绰的。他50多岁，还身强体壮，完全可以干农活，但是他已经丢弃了农活，整天跟酒精打交道，一天几乎要喝一斤白酒才能松开酒瓶；整日到处闲逛，吊儿郎当；一出口就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论辈分、调戏妇女，还养成了上寡妇家门的习惯；对自己老婆又骂又打，甚至把老婆赶到城里打工。不仅如此，他从2009年就不去给父母上坟了，认为人死就是一抔土，死了就是死了；家里一些要好的关系也被他弄得很糟糕，甚至跟自己的哥嫂也闹僵了。为什么书全会落入这样的颓废境地呢？

　　问题就出在儿子身上。书全只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大学毕业后进了体制，在工作的地方娶了个老婆。2008年这个媳妇给书全生了个孙女。村里人都知道，他儿子是“吃国家粮的”，只能生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这样，他没有抱上孙子。作为传统一代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绝代了——没有后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了，又何必去做呢。他现在的生活就形如行尸走肉，已没有精神上的寄托。如此，他才会“变坏”，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

　　与他相反，书全的哥哥，比他整整大十岁，有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他还有很大的动力去做事，因为他相信他的两个儿子不仅会有出息，而且肯定能帮他把“一房人”传下去。因此，夫妇俩在家，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却有使不完的劲。虽然两个儿子要毕业了，也用不着家里的钱，但他们还是拼命地做农活；在湾子里的社会交往也很好，对这个家门的评价都是积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为两个儿子挣面子，父母在家做得很好，以后儿子回来才有面子，人家不会说他们父母在家怎么怎么样。这是一对有奔头、有希望的父母。

　　书全在自认为“断绝孙子”后，人就“废”了，前半辈子“做杨白劳”，把儿子养大成人，后半辈子晚节不保，现在看来做得很不值，于是失去了为人、生活的动力。他埋怨自己的儿子，因而也就不需要给儿子在湾子里挣脸面。他甚至说，这个湾子他都不要了。

　　在农村，传宗接代是个礼仪的问题，即作为儿子的，必须给父亲、给祖宗传下血脉，才算对得住他们，才算礼仪到位。否则，就是在礼仪上有差池。年轻一代的传宗接代思想淡薄，但是老一辈对子辈的期待还是如此强烈。当儿子的行为与此期待相差甚远时，就会造成价值失落，父辈因此而感到生活的无意义感。

　　在解放前出生，经过集体时代和改革开放的一辈人，他们的儿子如今也逐渐成家立业，代际之间出现了一个成年儿子对父辈的礼仪问题。老一辈人尽管经历了集体时代，但是一整套旧的思想、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长幼尊卑、父为子纲等伦常规则还很浓厚，对子代还有价值寄寓。但是，他们的子辈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已经脱卸了传统的规矩。

　　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集体时代后期，村里就有年轻人打赌敢不敢揍自己的父亲。1980年代后，这批人陆续结婚成家，敢于公然反抗父亲的权威。这样，两股都很强悍的力量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具有强烈价值寄托的父亲所遭受的心理、精神的创伤最重，因为他属于被挑战者。而挑战者儿子即使没有挑战成功，也不会有太多的气出不来。所以容易决绝地自杀的是被挑战者。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化，旧的思想越来越受到打击，越来越遭到封建性的批判，进而成为农村的政治不正确后，父辈的期待就少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集体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成为了已婚儿子的父亲，他们在仪式上对子代的期待就更少了，在养儿防老、长幼尊卑方面的期待，以及对儿子在物质、精神上的回报的期待也逐渐减弱。老人面对残酷的现实，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即使儿子在重大的节庆期间不去看望老人，老人也自认栽了，这是在南方村落出现的趋势。就算儿子对自己恶语相向，甚至拳脚交加，老人也认命，这是河南等中原农村的变化。当儿子不养老，甚至将老人从家里驱逐出去，老人也只能自认倒霉，而不会像以前那样“一口气出不来”就决绝自杀，这是荆门地区的现实。当价值寄寓减少，期待弱化以后，老人决绝自杀的现象就减少了。

　　老人自杀现象减少，并不意味着老人对子辈没有了期待，只是将期待降低罢了。比如对子辈传宗接代的期待，在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是很浓厚的。但当老人没有能力规劝儿子、媳妇后，也只能认命，苟且活着，而不是自杀。对诸如礼仪的期待，则在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所以当儿子在礼仪上没有做到位，老人也不再表现出激烈的情绪——“你要骂就骂，要打就打，一把老骨头了，还能有什么反抗”，“你骂，给你端水，端凳子”。

　　更大的发展是，传宗接代的价值期待没有了，养儿防老的期待也在消失，人们看到太多不孝顺的事例后，开始反省自己的生育行为。老人当下的际遇，给后一辈父母，现在四五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了个醒：不能光为了儿子，还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后路就是存钱养老、买养老保险等。而更年轻的一代，则认为养儿子也不能保障养老，还不如不养，生一个，不管是男是女，都不再要了，自己落个清闲。所以，生育观念就彻底转变了，代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平衡。

　　这以后的自杀，就是老人觉得日子过着“没有意思”的自杀。老伴作为“老来伴”越来越重要。当老伴去世之后，就会觉得没有意思，随即选择自杀。

　　总结起来，一个家庭中，当“过日子”有价值支撑的时候，“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儿子。没有他，日子就过得索然寡味。礼仪作为重要的行为规范，涉及子代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背后蕴涵的是父代对子代的价值寄寓。当儿子在礼仪上有所偏颇的时候，就会造成老人价值的失落和意义的崩溃，老人的日子不好过，或过不下去。当老人对礼仪礼节看重程度降低之后，对儿子的价值寄托就减弱了，儿子在这方面失误也就不再造成老人的价值失落问题，自杀减少。当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对儿子的期待都被看空之后，儿子在家庭中也就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

　　“财产”是过日子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是评价日子过得好、红火与否的唯一因素，只有在“人”和“礼仪”等前提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其作用才会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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