莪渄迪汋2021 年，中国星网（GW 星座）作为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平台正式成立，并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报了约 1.3 万颗卫星的发射规划。2023 年，由上海市政府牵头的垣信 G60“千帆星座”启动，计划构建 1.4 万多颗低轨宽频多媒体卫星的组网。根据 ITU 规则，申报方须在 7 年内完成发射并启用所申请频段，否则相关频谱资源将被收回。

　　发射组网瓶颈导致发射进度迟缓。然而，截至 2025 年 10 月，中国星网仅完成86 颗卫星发射，G60 千帆星座完成 90 颗，远低于申报规模。这反映出当前中国商业航天在组网推进中面临的瓶颈：可回收火箭技术尚处试验阶段，商业发射排期紧张、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大规模部署节奏。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商业闭环尚未形成。以 SpaceX 为例，其商业化路径主要依托 Starlink 宽带服务及面向存量智能手机的直连通信。然而，在中国，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已实现广覆盖、高速率与低资费，用户对高价位卫星宽带服务的付费意愿有限；存量手机直连业务亦仅适用于航空等高客单价、弱信号覆盖场景，市场空间相对受限。同时，全球发达市场已被 Starlink 等先行者占据，叠加地缘政治因素与数据安全监管要求，中国卫星互联网企业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较大。

　　通导遥构成当前商业航天产业链支柱。卫星的传统应用通信（Satellite Communication）、导航（Satellite Navigation）与遥感（Satellite Remote Sensing）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商业航天相对稳健的业务基础，也为未来新型应用如太空算力提供了过渡支撑。卫星通信利用轨道卫星作为中继平台，实现语音与数据的远距离传输，适用于地面网络盲区。卫星导航通过多星信号解算位置、速度与时间（PVT），服务于交通、测绘、农业等领域。卫星遥感则依托光学、雷达或多光谱传感器对地观测，支撑气象、资源与灾害管理。

　　太空算力有望解决商业航天长期经济闭环的问题，生命周期运营成本或将达到地面 1/20。2025 年 10 月，Starcloud 发射一颗搭载英伟达 H100 芯片的 60 公斤级微型算力卫星，设计在轨寿命约 11 个月，并计划在 2026 年 10 月的卫星发射中集成多块 H100 芯片并引入 Blackwell 平台。根据其终局规划，在 SpaceX 星舰实现大规模降本至 100 美元每公斤后，一个 40MW 级别的近地轨道算力集群生命周期运营成本有望达到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 1/20，远低于同等规模的地面数据中心。

　　中国最低电费成本约为美国 1/2，终局太空算力经济价值仍然较大。由于中国工业电价约为美国的 1/2，我们根据 Starcloud 的计算方式重新计算了本土化的数据中心运营成本以验证其在中国经济价值。Starcloud 在计算终局时，地面数据中心采用的电费标准为 0.04 美元/千瓦时，接近美国当前电费的最低值。我们同样取用中国电费最低值约 0.15 元/千瓦时（折合 0.02 美元/千瓦时）进行计价，计算出中国地面部署数据中心生命周期运营成本约为 0.97 亿美元。中国太空部署算力中心生命周期运营成本有望达到地面的 1/12。

　　太空算力的部署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运载能力与发射成本、电子元器件的抗辐射性能、在轨能源供给、运维保障等。但我们认为，相关技术与产业瓶颈正通过材料、芯片、火箭、测控等多领域的协同推进逐步突破，各项难点已具备较为明确的研发路径和技术攻关方向。展望未来，海外太空算力有望伴随星舰的商业化成功，在未来五年内初步实现经济闭环。

　　在运载能力上和运载价格上，SpaceX 星舰 V3 计划于 2026 年具备常态化发射能力，V4 版本预计于 2027 年进行首次轨道飞行测试，每公斤单价由当前猎鹰 9 号的3000 美元降低至 100 美元。

　　在抗辐射能力上，星载电子元器件需承受空间高能粒子环境。当前谷歌 TPU 已完成相当于 5 年在轨辐射剂量的地面模拟测试，初步验证其在低轨环境下的运行可靠性。凭借自身架构优势及配套屏蔽设计，实际抗辐射能力可支撑 10 年在轨运行。在能源供给方面，星载算力集群需依赖太空中的太阳能发电以替代地面传统电能，而太空能源供给受制于平台规模与阴影期储能问题，因此对能量转换效率提出极高要求。当前以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为主，未来可能引入钙钛矿叠层电池提升光电转换效率。

　　在运维上，太空算力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即插即用架构，支持在轨更换计算单元或扩展存储，为未来维修与升级提供技术基础。

　　太空算力有望带动商业航天迎来规模化经济关键拐点。其核心在于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工程创新，使该技术具备大规模普及和商业化应用的条件。当成本下降至临界阈值，将迅速催生应用落地与创新浪潮。我们认为随着技术迭代与配套完善，太空算力和其他新兴应用有望推动商业航天迎来具备规模化商业价值的关键拐点。

　　低轨卫星容量限制将会为太空算力部署速度提供催化。低轨轨道因其辐射环境较温和、信号传输时延低、覆盖密度高，成为部署此类算力集群的优先选择。当前全球在轨卫星约 1.5 万颗，而近地轨道（LEO）理论容量估算可达 6-8 万颗量级，尚有约 5 万颗的增量空间。这一容量窗口也将会为太空算力部署速度提供催化。

　　当前中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与美国存在阶段性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太空运力、单位发射成本以及星载算力芯片性能。

　　在运力和单位发射成本方面，中美差距均主要来自己于可回收火箭。中国可回收火箭技术处于工程验证阶段。参考 SpaceX 经验，其从首次垂直回收成功（2015年末）到实现高频次商业化复用（2019 年初）历时约 3 年。预计未来 3 年，中国可复用火箭将进入“边发射、边迭代”的工程应用阶段。

　　商业航天产业链可分为上游制造发射、中游运营与下游应用三大环节。其中，硬件发射层面包括运载火箭与卫星制造，是未来五年市场规模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随着可复用火箭技术逐步成熟和低轨星座组网加速，该环节有望在 2030 年间形成约850 亿元人民币的市场空间。

　　2030 年中国卫星制造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750 亿元。典型低轨卫星总价值约为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卫星平台与卫星载荷各占约 50%。卫星平台负责提供结构、电源、热控、姿轨控、测控与数传等通用功能，保障在轨稳定运行。卫星载荷则直接决定任务能力，如通信转发器、导航信号发生器、光学或雷达遥感器等。根据我们不完全统计，2024 年我国商业航天共实施 4 次发射，2025 年截至目前已完成 18 次，单次发射规模包括一箭 18 星、一箭 10 星等不同规格。假设平均每次发射搭载 15 颗卫星，则 2024 年和 2025 年入轨卫星数量分别约为 60 颗和 270 颗。基于此前假设，若 2030 年中国实现可复用火箭年发射 100 次，按单次 15 颗卫星计算，全年将部署约 1500 颗卫星，卫星制造年产值将达到约 750 亿元。